撰文/刘阳
出品/每日财报
5月11日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，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，与2010年(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)相比增加7206万人，增长了5.38%。
相较于人口总量数据，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数据显示，和2010年相比，0—14岁、15—59岁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.35个百分点、下降6.79个百分点、上升5.44个百分点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，这和之前社会各界的判断保持了一致。
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不同表现。
在18-65岁之间，人口是社会红利，在65岁之后，人口是社会负担。这意味着，早期人口红利的量级越大，将来所延伸的人口负担就越大，这一点，东亚的日韩国家已经早有范例。
二战之后，日韩通过引进西方资本和本国优势的劳动力资源，快速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，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和韩国汉江奇迹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国家在经历了一代人快速增长的“人口红利”期后，往往伴随严重的老龄化与少子化负担，陷入更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甚至是停滞的泥潭。
日本是最典型的一个国家，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一度出现了“消失的二十年”。
英国著名人口学学者保罗·莫兰在《人口浪潮：人口变迁如何塑造现代世界》书中给出了解释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曾经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庞大人口后来就成了巨大的社会负担。
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飞快的进步，经济总量不断攀升，事实上就是建国后“婴儿潮”为社会贡献了廉价的劳动力，但在2012年之后，我国的劳动力适龄人口开始减少（至今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3000万），也就是“刘易斯拐点”形成，标志着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的形成。
通过数据推算，从2022年开始，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主力婴儿潮（1962的“婴儿潮”），开始进入集中退休期，而中国青年人口的数量正在持续减少，未来五年或将净减少3000万人。
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，生育率持续单边下行，当下90后的生育意愿的快速降低，即便国家大力放开甚至鼓励生育，恐怕也没什么效果。
在此背景下，老龄化问题就成了一个避不开的话题，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也成了关注的焦点，投资的机遇和风险也在显现。
同属于东亚文明国家，日本相对中国提前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，其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本市场的表现对于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90年代之后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，其股市也同步下行，日经225指数长时间处于下行通道。1997年开始，债务连环爆雷引发日本中小银行破产潮，信用的坍塌又引发风险偏好急剧收缩，进而引发日本股市日经指数暴跌，从1990至1998年下滑了66.7%，资本市场的崩溃又进一步加剧了居民财富的萎缩和实体经济的困难，由此形成恶性循环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彻底失去了机会，在这一时期，日本出现了以优衣库和ARATA为代表新消费领域的十倍牛股。中泰证券此前曾做过统计，1995-2020年，日本股市成功穿越牛熊的公司大多集中在高性价比服装零售、休闲用品、汽车零配件、化妆品、功能保健性食品饮料等细分赛道。而这些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有一个特征，就是顺应新消费群体的消费趋势和风格偏好，具体体现为高性价比、简约。
未来5-10年，伴随我国“人口红利”窗口的逐渐关闭，经济增长的热点受人口结构的变化必将发生变化，虽然说受人口绝对数量不断增长的影响，日常消费品及耐用消费品依然具有广大的市场需求，但肯定会发生结构性变化，而投资的重点就是抓住这一变化。
日本的经验表明，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，围绕老年人口而展开的市场需求在快速增长，其中最典型的是医疗养老和个人护理。但由于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有限，作为可选消费的老年产品并没有太大的增长空间。
此外，年轻群体或许是受到生存压力的影响，其消费偏好更加注重性价比，中国这几年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情形，珀莱雅、李宁、安踏等具有代表性的国货品牌在资本市场上不断受到热捧。
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人口数据公布后，“母婴类”、“二胎”概念在资本市场上非常活跃。不过需要客观的认识到，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，社会反应并不明显，对于鼓励生育的效果，资本市场或许只是在做一个梦而已。
最后说几句房地产，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房地产失去了支撑其发展的长期关键因素，人口向老龄化与少子化转型下，房地产在中长期周期下行已是大势所趋，但日本当年的情况对中国并不具备借鉴意义。
从根本上来说，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关键因素是糟糕的货币政策变化，突然加息直接刺破了地产泡沫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房地产也是一个巨大的泡沫，但国家不会急于刺破，因为这背后关乎经济的系统性风险，因此房价在短期内大概率不会跳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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